近期有不少佛教大師離世：
影響全球的一行禪師、藏傳佛教寧瑪派的耆老多智欽仁波切，最讓人震驚意外與悲痛的、就是第三世敦珠仁波切的圓寂，他才大我4歲、剛過而立之年，他的出身與學習歷程，讓他絕對是寧瑪派未來的最高精神領袖，卻英年早逝，讓我輩中人不捨、惋惜與悲痛。
大師們的離世、本來就是讓人難過的一事，但對我來說，我看到的、感到的，覺得值得難過的其實有更深遠的一個層面，就是佛法人才的凋零、佛教領袖的一代一代謝去，
最重要的是：佛教人才的培養非常不易，成本極高、但收益（若可以這麼稱呼它的話）極低。
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？佛法身為自詡最為「依法不依人」、最為不重視偶像崇拜、最為重視智信而非迷信的宗教體系，卻弔詭地出現最多、最系統性的「大師情節」：
不論是在漢傳佛教、藏傳佛教或南傳佛教，崇拜神僧、崇拜活佛、崇拜大師的情節，是迭代性地一直發展，並非個案、而是「系統」。
我們先看看別人：一神教的體系中，所有人都是匍匐在神的腳下、就算是高尚的宗教人士，其權威也是來自「神權」的賦予、而非自己天生具備權威。
他們的宗教領袖本質上也是個凡人、大家尊敬與崇拜那個角色，往往不是因為那個「個人」而是那個「職位」。
萬靈信仰與多神教體系中，雖然時不時會出現一些神蹟領袖、或是口才便給的傳教者，但這種信仰體系本身就沒那麼強調智性，其次這種角色的出現，往往是個案、個案的，而非「系統性」地出現。
姑且不論這種「大師情節」與崇拜，是否符合佛陀的教義，我個人認為這對佛法的傳播、絕對是一大障礙，原因在於這種「高度中心化」的發展方式，會讓那個作為大師之人壓力極大。
另一方面則是它非常脆弱：稍帶不尊敬地說、看看現代藏人普遍焦慮於後達賴喇嘛時代，就可以從此中看出端倪。
佛教系統的「組織方式」發展，一直都是「中心化」發展：整個組織的權力，不論是話語權、詮釋權、宗教權、經濟權等，都高度「集中」於中心：活佛、大師、神僧。
中心化的體制下，人的行為「自然而然」變得以服從為主，畢竟人人只向宗教權的來源負責、也只傾聽詮釋權的源頭，所以整個組織幾乎都是由這一個「中心」在掌控。
這會帶來什麼問題？首先如前所說，那個「中心」會承擔高度的壓力跟不安定。
其次，這個組織非常脆弱：整個體制必須花費大量的成本來穩固、養育這個核心，但這個核心一旦出現變數，這些成本極有可能就付諸流水。
我為什麼會對這件事情如此敏感？因為我親自見證了，一個龐大的僧團體系，將其所有成本傾注在養育新一代的核心仁波切身上、並對其寄與厚望。
結果是，仁波切從小承受著莫大的壓力與矛盾，但這個矛盾是無法得到緩解的，它只會隨著時間的進展、因為權利不停往中心集中，而讓矛盾與緊張升高。
最後，仁波切撂了擔子，直接與僧團正面對立，所有的培育過程所投入的成本，不但是付之東流、更幾乎可說是完全白費，可見整個體制脆弱之至。
其實這種情況不但存在於所謂的「核心化」之仁波切、神僧、活佛身上，我們只要來到一個基礎的層面觀察，就可得出類似的結論：
我自己過去在印度讀書的教派中，同屆入學的佛學院學僧大約有5–600位，能夠完成學業的可能不到1/10、然後完成學業後「有能力任教者」可能又只有30%，而這些任教者中、有智識能夠將佛法推廣到新的群體中的人，可能又只有1%。
整體換算下來，這個「弘教有效」的良率是萬分之三。
你可能會說：「這個比例算不錯了啦！何必苛求？」但這就掉入一個邏輯悖論裡：
我們都說，佛教的錢是「十方財」、必須善用與專款專用，我是不知道任何一家市面上的公司，會接受自己的投資只換來了0.03%的績效。
或許你又會說：「雖然只有0.3%，但只要培養出一個人、就能影響很多人呀！」沒錯，這是事實，但這就是「中心化」思維：想透過一個中心的「神人」來影響一堆人的思維，又會回到上面的邏輯死題裡。
所以，我在我們 解脫Mokshah在做的第一個重要改革，就是「去中心化」的佛教組織方式：舉例來說，我們教團的所有修法活動，都不是我個人去主持的，我把時間花在整理教材、設計編排方式、設計學習制度，讓大家可以在最低成本的情況下、學到最有脈絡與效率的佛法體制（這些設計邏輯之後再慢慢分享。）
整個去中心化的核心，是「權利」的重新賦予，我們至少推動兩個制度：
一、宗教權的如理賦予：從人治走向法治
仿間常看到的情況是，如果某人具備某種頭銜、它就「天然」得到宗教權，能夠有權利在冥陽個層面上利益他人，但是這種「宗教權來自頭銜」的思維模式，本身就是一種「中心化」的思維模式，是人治、而非法治。
我們教團之中，依照傳承、依照古老的規範，要求行者遵循「規則」：佛陀與祖師們告訴我們，宗教權的力量，來自「持戒」與「禪修」。
所以，我將心思花在建立受戒體制、誦戒體制、戒律學習體制，以及禪修學習制度、閉關制度，任何依循這個制度完成之人，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擋你去行使你的宗教權，諸如現在在度母之家服務的法工，就是如此一位一位培養出來的。
我們依循、建立並守護制度，將正統佛法的內容透明化。
二、詮釋權的如理賦予：從理論走向觀察
如果我們畫一條線，一端是「理論研究」、另外一端是「觀察現實」，你覺得佛陀本人站在哪一端呢？
可想而知，佛陀是站在觀察現實那一端的，這種傾向在《聖典》的《大記詠》中明確可見、在《阿含經》系統中也清楚不已：佛陀揚棄繁瑣厚重的理論論述、重視現實生活的觀察所得，這也是龍樹在《中論》中所提及的精神。
所以， 解脫教團的學習制度中，佔了學員70%時間的是討論反思：當一個教團的核心學習體制，如傳統佛教一般、是由「中心」的法師／老師來傳遞教義，其他人都點頭稱是且鸚鵡學舌時，會導致兩種結果：
a.老師獨佔了詮釋權，並且為了穩抓其話語權而走入繁瑣厚重的理論高塔。
b.弟子們失去「自由思辨與觀察」的佛法核心意義，因為他的「知識」必須由老師賦予。
其結果就像我前陣子看到的一個段子所說：常識就像氧氣一樣，越高位的地方、空氣會越稀薄，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佛教領袖的言論、觀點和論述，似乎還停留在古老的過去。
最重要的是、這種傾向「背離」佛陀的法教！因此，解脫教團的學習制度中，小組討論、將日常所得與觀察，拿來檢視與討論至為重要，教學者提供「定錨」，讓整個討論不偏離佛教的核心，此外的其他詮釋權、討論權、討論所得與觀察所得，完全是自由發生的。
當然，我們還做了更多更多細緻的工作，但這兩項的調整、個人認為是佛法中的一個重要改革起步：佛法組織體系，從中心化、走向去中心化，也是我一直在推動、所謂「佛教改革」的核心所在。
我一直在推動佛法體制的全面性改革，務求讓佛法接觸到更多人、更現代、更生活，回到其原始的樣態；其中，除了軟體的這些制度性改革之外，硬體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環。
如今，我正在建立全球第一座全華語的藏傳佛法閉關訓練基地、台灣岡波聖地，透過一個又一個的募資案，一方面讓這些計劃得以步步實現，一方面也讓有識者的支持不是只是支持、而能得到更多層面的福德回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