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們這次推動的「度母迎聖母共為三寶輔」計劃，是藏傳佛法與台灣民俗信仰互動的重要里程碑：
其實，藏傳佛教在西藏本土，一直是非常積極與民俗信仰互動的。
最典型的表現、就是蓮花生大士建立西藏的第一座寺院並為其開光時，大修煙供、成就「世界煙供日」。
煙供（Sang），是早在佛法傳入西藏以前、就非常流行的西藏民俗信仰，本來是象雄苯波文化，在迎請大神降臨時所會獻上的供品，古典記載那能淨化大神降臨的時的氣氛、讓其愉悅。
所以，煙供是藏族的神明們最習慣的祭拜方式，佛教進入藏地後、也就融合了這種方式，成為藏傳佛教最重要的特色之一。
據說，佛教剛剛開始傳入西藏時、遇到本地部分神明極大的反抗，因此，蓮花生大士從印度來到西藏，一位一位神明去溝通：有的透過激烈的鬥爭才平息、有的透過軟性的對話而理解，這些神明最後都與佛教結緣，「不一定」完全信仰佛法、但至少能接受與做朋友。
蓮花生大士與所有的西藏本地神明都結盟之後，並沒有強迫他們接受佛教的供養方式，相反地，他在建立了桑耶寺之後，修的第一場法就是煙供：
藏傳佛教第一座寺院建立的那天，也就成為了世界煙供日。
我去年曾聽過一位前輩說：「佛教文化是一種軟性的紐帶，將不同世界觀、文化民族的人繫在一起。」誠然是言，我覺得這也是佛法的魅力所在。
鑑古應知今：那麼，藏傳佛法有開始與台灣的民俗文化互動嗎？
藏傳佛法來到台灣這塊土地，比較知名並有正當性的的第一代人士、無疑應該是章嘉呼圖克圖，這是與達賴喇嘛並列藏傳佛教統領前後二藏、內外二蒙共四大政教領袖之一，他還出任了中國佛教會來台後第一任理事長。
可惜大師來台不到10年即離世，並沒有與本土的民間信仰有太多的互動。
從此之後，藏傳佛法在台灣經過了幾個階段的發展：戒嚴時期主要由直接或間接師從藏族上師的漢人弘法、解嚴後開始有更多藏族上師來台，或是建立中心、或是舉辦法會。
不可否認的，這一波波的藏傳佛法浪潮中，最為積極並有效與本地社會互動、甚至產生結合與質變的，大都是由漢族上師主持的藏傳佛法團體；我覺得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在台灣推動免費臨終助念利人無數的諾那華藏精舍。
然而，若談到與「民俗信仰」的互動、特別是制度性互動，則寥寥可數到幾乎不可見：
雖然或多或少，有聽過某些中心自己了塑造自己獨有的民俗神像，或是有仁波切將藏傳佛法的金剛舞文化以遶境的形式呈現，與其寺院所在地的宮廟互動；然而這都只是一種「接觸」、離互動甚有距離，遑論這還只是「個案」。
其實，早在50年前就有一個非常有代表性的藏族人士，與台灣的媽祖信仰總本山北港朝天宮接觸：
西藏流亡政府的軍事領袖嘉瑪倉・桑佩將軍，就曾於1971年前後向朝天宮致獻「恩敷宇宙」匾額一面，以表對媽祖慈悲精神之崇敬。
我們這次「度母迎聖母共為三寶輔」的計劃，是否能在前人「接觸」的基礎之下、成就「互動」的緣起，為藏傳佛法在台灣與民俗信仰的緣起開創新篇章？Who knows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