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看到一篇使用「佛教極端份子」的文章（http://www.storm.mg/lifestyle/411261），不過這篇文章的調性與之前我撰文（https://www.thenewslens.com/article/83419）批評的緬甸現況不同，它在闡述錫蘭（今斯里蘭卡地區）面臨到的現實狀況。
這篇文章讓我有不少的反思，不過當然內容說的不盡然正確，特別是在對佛教的描述上有些缺少，挺為可惜，我來試試看把這塊補起來。
一、佛教的興亡規律
佛教在印度地區的滅亡，可以從教內的分裂與教外的衝擊談：很多人單方面地以為，佛教的滅亡源自伊斯蘭教徒的入侵，這不全然正確，如果根據佛教內部部分基本教義派（認為原始佛法是最正統佛教的大師們）的看法，早從七世紀末開始，佛法有強烈的密教化、坦特羅化色彩，用更白話的方式來說就是民俗信仰化色彩，這導致原本極致理性、在象牙塔內的佛教學者思想體系開始停滯不前，佛法開始與印度本土多類信仰一樣，越來越重視世俗利他的表現，但這卻是一個佛法不適任的戰場：印度本土的民俗信仰早已深深地扎根在整個印度大陸上，許多佛經上記載到，支持佛法的印度地區的國王、長者們，他們其實不但支持佛法，同時也支持其他民俗信仰的存在。這樣的背景無疑對佛法的發展造成莫大的壓力（當然同時也是動力），這個壓力在笈多王朝時走向巔峰，那也是佛教中密法開始公開、蓬勃發展的時代。
佛法民俗化有什麼問題呢？如果閱讀諸如八十四大成就者等密教大師在印度的生平，會發現他們有一個強烈的共通點：要嘛本來就是蔑利車（種姓體制外者），要嘛就是失種姓者（選擇失去原本社會地位），這個共通點就是，他們強烈地去中心化、與傳統婆羅門教對抗，走向群眾。
當這樣的狀況發展到十一、二世紀時，佛法的景象大概是這樣的：強大的理論系統已不復存在，（或許有些人會從單方面的藏傳信仰型史料爭議，認為當時還有許多大班智達存在：試問，如果以七、八世紀為分水嶺，其前的佛法大論師們我們隨便一舉就是二十來位，其後的佛法大論師，我們較有印象的會超過五位嗎？），而走向民俗化的佛法也不如本來民俗主義扎根的深厚，甚至以擁抱體制外（蔑利車）為特點，用白話來說，當時的市場早已越做越小。
正是因為有這個前因作為誘因，所以當伊斯蘭教入侵時，不論從學理上、或是民俗上，佛法根本沒有反擊的力量，特別是那少數支持佛法寺院開支的王族們的凋零，更正式讓佛法失去勢力：其實佛法在世界上許多地區，都曾經繁榮一時，包括現今整個東南亞地區，諸如印尼等地，都曾經是佛法的昌盛所在，但佛法面臨到的歷史共業一直是相同的：其本身帶有的厚重、強烈的學理特質，與群眾造成某種隔閡、不論怎麼刻意擁抱群眾，都難以真正扎根。以致它只能選擇以菁英階級作為主要的發展基礎，但只要舊有菁英主義受到任何的衝擊，佛教在當地的發展立刻變得無比脆弱。這個歷史現實不斷地在各地上演：中國的三武一宗滅佛、日本明治維新後的佛教、韓國的佛教現實、藏傳佛法在二十年代中期面對到的大挑戰等等，反過說，現在世界上所有仍然保有純粹佛教文化價值的地區，清一色幾乎全都是因為佛教與當地的菁英、執政階級的密切連結。
題外話，有趣的是，只有佛教變形後的樣貌，才能真正擁抱群眾、受到群眾的接納：諸如日本的日蓮教、淨土真宗（這一個可能會有些人反對）、台灣的靈山派云云，不過這些都被正統佛法認為是「附佛外道」。15年我在高野山上課的時候，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當時宗內教學部長的一席說話，談到了在日本佛教一片凋零的現況中，這兩個宗派卻迎風高飛的現況，讓我印象深刻。
不過，這篇文章裡面卻認為佛法的凋零是受到商竭羅（Shamkhara）的改革所造成，這倒是挺典型的西方研究論調，對東方人來說聽起來或許新穎，但裡面存在些破綻是必須被注意的：
1.抱持這些論調的相關史料，大都是後期出土的印度本土文獻，而印度人在歷史紀錄上的名稱是非常之差的，馬克思曾說：「印度的歷史就是沒有歷史」，這個說法倒算挺中肯，前陣子宗薩欽哲仁波切還提到，要不是因為中國的玄奘大師留下有效可考的紀錄，我們壓根不會知道菩提迦耶的位置，算是個有趣的總結。
西方學者們早期研究印度史料，大都是從拉丁語和梵語的共同基礎背景開始（因為那樣比較簡單），但有鑒於以上提到的狀況，採納單方面的三手資料（印度文獻-英語-中文）是有明顯不足的。
2.把問題簡化為兩個階級、思想上的對立，似乎更明顯是從西方學者們，從自身文化在中古世紀的各種政治、宗教爭鬥開始的立場，但亞洲地區的問題往往複雜許多：它不單單是貴族、菁英階級之間的鬥爭與對立，更牽涉到廣大民俗、文化的影響。
二、佛教與民族主義
回到這篇討論佛教極端份子的文章對我的啟發上來談，首先，隨著全球化、自由主義的崩盤，以及這些社會議題回應的速度，離科技進步的程度越來越慢，對人們所造成的恐慌感，讓現在的世界變得如同一個極為忙碌、越來越多業務的廚房，而我們仍然像剛學會煮飯的新手一樣，在許多議題上的反應變得適應不良、反應過慢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去中心化的發展與國界邊境的模糊，讓越來越多的勞工可以不受國界控制地工作，這當然對還來不及反應的本地人造成強烈的衝擊，不論是在文化上、經濟上或政治上。
這讓民族主義趁機而出，提出各種「回復傳統」的論調，深信這樣就能讓大家緩下來、回到過去開心的日子，最經典的莫過於伊斯蘭主義者想要回復純淨伊斯蘭文化巔峰的階段（殊不知伊斯蘭文化的高峰期一點都不民族主義，反而多元開放之至。），這個狀況在近兩年越演越烈：看看世界上許多掌政的領袖，都開始大打民族主義的牌、卻開始「真的有效」的態勢就知道了。
該文章就是以「佛教民族主義」的發展作為整篇論述的中軸，描述整個錫蘭地區的政治現實。然而，作為一個佛弟子必須反思的是，民族主義畢竟是對立的、這與佛法的本質有強烈的矛盾性，更進一步來說，在佛法發展的歷史上，已經一再一再告訴我們與民族主義合作的不可行：它不但限縮了佛法本來已經夠密閉的發展空間（許多人會說，佛法在過去是最沒有發展限縮問題的信仰，它到每個地方都能融入當地的文化。這種說法沒錯，但必須謹記的是，它從來都是從當政階級開始發酵，在擁抱群眾上鮮少真正深入扎根。），當任何民族受到衝擊的時候，更會對佛法帶來強烈的迫害（不幸的是，佛法剛好都與舊有較乏弱的民族主義作伴，不過現在的所謂「中國夢」的發展將會變得如何，的確直得觀察。）其實不只是佛法，任何「民族主義」就是在宣誓這個文化的局限性，使其不可能變成一個全球性的信仰或思想。
三、軟性思想推廣
在這方面，我深刻地認為基督宗教的作法非常值得我們借鑒：我要說的不是傳教士，而是現代的「自由主義」，有做過些許研究的朋友或許會知道，所謂的「自由主義」、「個體主義」，特別是形塑出現代經濟理論、民主政治理論的基礎，認為其中有一雙「隱形的手」，會在適當時候自動校正整個市場與政治的論述，大都是以基督宗教信仰「不可分割的靈魂」、「普世真理」等價值觀為土壤（這讓它與古典希臘時代的自由觀有所差異），結合冷戰時期西方為了推翻蘇聯的需求，大力在世界上銷售「自由」、「民主」等軟性實力，才會變成我們現在自由地區每個人認為的「言論自由」、「民主自由」價值觀。
換句話說，這其實是以基督宗教信仰為基礎與背景所開展出來的思想，卻已經生活化、軟化到深入我們每個人的思想中，我們卻沒意識到。
四、佛法思想的可能未來
舉例來說，個體主義與佛法中存在著一個不可分割的大矛盾：先不論佛法不認為有個「不可分割」的存在，佛法認為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「互相依存」的，根本沒有真正的「個體」可言：當每個個體都隨心所欲、而政府採用放任主義的時候，這可能符合自由主義認為的社會模型。但以佛法來看，這時人們自然會受到天性（這是指天生，不是指自性）的佔有性、掠奪性的特質所驅動，在無法理性（哪個人是理性的拜託）的情況下，各自做出對自己有利（最重要的是，這種有利往往是短視的有利、長期的有害）的事情，這樣一環一環扣下去造成的蝴蝶效應，怎麼可能有一股「隱形的力量」來自動糾正？
這個現實已經在近三十年的政治、經濟危機中一再證明，儘管基督宗教被包裝成自由、民主等軟產品，行銷的極為成功，但這個論述本質上與人性現實有極大程度的落差，勢必會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有所退縮（不然為什麼美國要花這麼多海外經費維穩），當然，這不是說民族主義或甚至是獨裁主義是解答，我想說的是，這將明顯會出現思想的真空。
佛法有沒有機會把握住這個真空，將自身的思想體系擺脫民族、民俗、信仰的框架，軟性地轉型成一種思想、主義呢？亞洲文化本身在辯證體系上的缺乏，或許會讓這件事情變得挺困難，不過我倒是覺得值得一試。
